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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朱以撒:現在大多數書法家沒什么文化

    2020年12月10日 23:28:4458人參與0

    造就有大方向感的書法家

    文/朱以撒

    “您除了寫字之外,還持續地在哪些方面進行學理性的研究并形成文字篇章?” 如果以這個題目考量古代書法家,也許一轉身就拿出一迭研究成果來,不是文論、史論就是政論,或者還有詩、詞、歌、賦。

    而如果以此考量當代書法家,除了寫字之外,則不知有多少人可以從容應對。

    和密集的書法展覽相比,中國書協舉辦的國學高研班讓人感到了希罕。這顯然是另一個方向的追求,是引導當代書法家、尤其是青年書法家除了參加展覽爭奪金牌銀牌之外,對另一個方向的學習的注意。盡管這樣的引導不可能像書法展覽那般規模、人數,也不可能就此被廣大書法家倚重,但是它還是能引起我們的思考。

    何謂國學,一言以蔽之,本國之學術文化。其實一個人呱呱落地,他就存在于國學的氛圍中了,接受千年來國學有形無形、顯性隱性的滋養。對于書法家來說,國學中的文、史、哲、美四大塊是最為重要的。書法藝術是美學中的一小部分,而書法技法是書法藝術中的又一小部分。執著于書法技法,實際上只是吸收了國學成分中一個十分微小的部分。光靠這一部分地掌握試圖拓寬自己的藝術識見,可想而知是艱難的,因為缺乏廣博的學識、遠大的視野,把自己拘囿于一個很小的空間里、很狹隘的走向上。如果一個人在青年時期如此地熱衷技法,對大賽大展充滿熱情,或許還好理解--趁年青氣盛建立名氣,通過競賽來滿足自己的理想是很自然的事,似乎不可責備。如果說一個人近中年還如此,可能就顯得思路淺顯志向平近了。書法家除了技法,還是有許多待于學習的、充實的。我們需要尋找一個方向,它是一個培養書法藝術家的方向,而不是只培養書法技術家。因此一位有志于書法藝術的人,一定要超越對技法的迷戀,培養對于國學熱愛的情懷,有一種為此而積極努力的行為。逐漸地培養一種大書法觀,深廣觀照人生與藝術,提升個人的精神界和審美價值觀。

    如果這一追求是正確的、正大的方向,那么,又是什么在阻礙這種追求的愿望,使對國學的學習在書法界無法形成一種個人自覺呢? 

    首先是審美價值觀的偏差。對于古代書法家而言,國學這一方向是毋須強調的。古代社會就是一個國學盛行的社會,孩童始即與國學親近,如黃庭堅幼年時代起即覽六藝、老、莊、內典和小說雜書,亦寫詩作文、鑒賞古書畫。他成為文壇、書壇大家是一種必然,因為有這些足夠條件在支撐,決非浪得虛名。這種學習在古代社會并非孤例,人皆有此追求,是一位文人自然而然的必由之路。因此書法家首先要成為一名熱愛國學經典、懷抱經典的文人,以此為自覺行為,其次才是善于書技。當代書法家的審美價值首先倚重書法技法。人有實現個人理想的愿望,尤其是當代書法家,以技法勝可為天下知,是一種顯效行為。相比較,國學的學習是內在的,緩慢積累的、潛藏于內的,甚至是不足以對外人道的,是個人精神自需。這也使許多人,尤其是青年書法家,無此審美價值觀念,更不可能以此為方向投入時日與精力。學習對一個人來說是很私有的,選擇什么樣的學習方向也純為個人取決,除非個人覺得需要更換另一個學習方向了,否則,個人價值觀的慣性是難以轉捩的。

    其次是精神生活之快難以適應學國學之慢。慢生活,慢國學,它的滋長是應和它的時代的。繼承既往的優秀傳統也就需要有相應的精神生活環境、秩序、節奏。如果一個人在疾馳的馬背上,要細細研讀國學,怎么可能呢?高雅的精神生活是世俗生活的提升、質變,很細密、沉著、精致,是沉思狀態的。當代社會生活之快捷,書法家的精神生活更快,忽略了原本細讀慢品、思考求索的作用,也就只能做一些快事,如選擇書寫,筆走龍蛇的草書。宋理學家陸九淵認為靜坐修養是保養本心得以自主的重要方式,強調保持本心的自主,也就是明心。如果作為一個當代的闡釋,它的合理之處在于可以激活時下精神生活式微的那一部分--也就是體驗相對的慢生活,即精神運動狀態之慢--個人的精神生活需要與此時的快速度錯位,否則,對于國學的問學、思考、消化都是無從落實的。經典作為一種精神產品的存在,由于時序發生了變化,閱讀和理解出現了一些阻礙,必須以慢精神生活的坦然、安和、寧靜、清凈態度來進行方能有所得。清人袁枚認為:“疾行善步,兩不能全。暴長之物,其亡忽焉”,是很明徹的道理。只有個人具備了定力,不為外在所擾、所困,才可能具備親近國學的態度,進而實現這一方向的拓展。否則,個人精神永遠難入乎其內,永遠和國學隔閡,無法運用這一傳統經典資源在當代進行轉換。

    其三是書法家的思維水平和閱讀水平的低下,以至自身難以進入。有心于國學,卻無力閱讀,離開原著,只能聽說,聽于丹說,聽某些專家說,讀翻譯過來的白話文,至于與原著是否疏離,則無從說起。如今青年書法家大都大學學歷,甚至研究生,看似很高,但是古代漢語、古典文學素養,能力很弱。中文是社會科學的基礎,基礎薄弱,遑論國學的學習與研究。書法家中普遍存在少文心、少文氣、少文才、少文采這“四少”。文史哲美,首先要具備文的能力,才可能重探經典、挖掘經典。書法院系對于學生的培養,都著力于書法自身,尤其重技法,卻一直沒有多少中文水準。這方面的彌補在日后又顯得十分被動、困難。因為慣性已經形成,忽視中文、不屑中文,從而視國學經典為畏途。由于中文的缺失,閱讀難以進行,而自己對于藝術之見解、感受、體驗,也無從以文字的形式進行表達,不懂詞性、詞義,不懂文法邏輯、秩序,不懂立意、運思、引經、據典。沒有文,何來化?

    書法學習是一個十分崇古的過程,只有面對古典,與古典比照,才能得出差異,從中尋找可以構成改進的方式。因此學古人什么是有講究的,是不可狹隘地學習古人之技而無視其他。當代由于資訊發達,審美作橫向的對比意義顯得不足,在流行書風之下,橫向比較大抵一致。只有把實踐活動與古代書法實踐相比,才可能從新的角度探討某一些審美活動的缺失或不足,從而引起重視。可以明顯地發現,古代書法作品中的書卷氣、文雅氣、儒雅氣、斯文氣是十分充足的,這些氣息決定一件作品的品位。即便是狂草,也是文氣含納其中。正是這種氣息的衡量,可以斷出古今。許多古代名作都有如此氣息,讓人感到優雅于其中,氤氳不散,閱讀多了也能移情潤物,悄然沁入。當代書法倚重行草,技法嫻熟飛動,字里行間卻有矜技、揚技之思,十分顯耀,使人對于外表的張揚印象深刻,書技充盈,也就遮蔽了其余。這也使當代書法作品更傾向于多動少靜,多俗少雅,多野少文,多奇少正,多縱少斂,甚至透露出乖戾氣、淺薄氣、艷俗氣、江湖氣。作品幅式遠遠地大于古人了,把一個人的空虛、浮淺也放大了。幅式大只是對視覺的刺激,有外在的震撼,但要長久經得起品味,還須內在有物,有一些傳統文化中的文雅溫潤之物,決非外在的咄咄逼人可以了事。以民國時期的書法為例,整體水平并不高,盡管人數眾多,還是少了領袖群倫的人物。百年過往,與今日的書寫狀態相比,民國書法還是多了一份敦厚、莊重、安然、豐潤之氣,是有文氣貫于其中的。而今日顯出了輕佻、艷俗,尤其把一件作品裝飾成一片花,更是讓人覺得淺薄、小家樣式。在用技方面,讓人覺得民國書家是有所保留的,沒有大肆揮霍的用意,更不因技傷文氣。文氣在作品中上升為主要,讓人讀罷看到了技,更看到了技以外的要素,譬如文氣,化解了運技的過度、造作,使之協調、渾穆。一個人自幼沾溉了文氣,積累沉淀,百事可為,筆下定是另一種氣象。那個時代的人的這種內在生存需求是一個整體的、作為集體生活的需要,通過具體的實踐活動把握文、運用文,而沁入書法家精神之文,也必然在言說、書寫實踐中表現出來,成為一個時代的印記。而一支沒有文,或缺乏文的書法隊伍,它只能在技上大做文章了,把它提到不應有的高度來認識、運用。一個社會有一個社會的審美消費價值判斷,環境因素對書法家的趨向的推動,是一個無形而巨大的力量。趨技棄文就是這種力量推動的結果。人們傾向于、熱衷于言技、用技、競技、傳技,也就不喜文,不說文,不用文。一支厭文、短文的隊伍,它的單薄是可想而知的。宋人陸游曾經說過:“君子之有文也,如日月之明,金石之聲,江海之濤瀾,虎豹之炳蔚”,并認為:“爝火不能為日月之明,瓦釜不能為金石之聲,潢汙不能為江海之濤瀾,犬羊不能為虎豹之炳蔚”,可見在古人眼中,一個人有文無文,構成境界、格調上的霄壤之別,完全可以從文來判斷。

    在技與文的關系上,作為古人,文重于技,作為今人則技又遠遠重于文。書法家為現實中人,比一般人更知曉書技的現實性。它能夠充分展示進入現實空間的可能性。這個可能性的空間很大,都可以由技來達到聲名的實現。而重文卻沒有這個可能,或者可能性很小。這也是技唯上的原因。因此技會遮蔽和遺忘更多的可能性,使一位書法家個人的素質達不到豐富性,無能力閱讀經典,無樂趣研究經典,因為無文而進入不了任何古典學問的空間里。不豐富必然單薄、單調、單一。古人重文是一種普遍現象,“唯有讀書高”是一種共識。這是舊模式的精神生活方式,受制于技者少,而由重文達到個人素養的充實、豐滿、博大,就擁有了一個自在而豐富的世界。盡管時日遷變,我們對于價值譜的排列--如果能夠進行排列的話,無疑是文在前而技隨其后,這是更有利于書法家的正常成長的。

    中國書協顯然看到了這方面的缺陷。國學高研班的舉辦意在填補這一缺陷。每一位書法家都有自己的書法史,書法史能否形成持續地發展、遞進狀態,是取決于個人的。一次高研班的國學學習,只能做為個人的一個引子,轉回頭下細致的功夫,使自己逐漸成為有學識修養的書法家,有強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厚的內蘊。所謂國學立人、國學育人就是這個道理--朝著一個大方向發展,沛然廣大,蓬勃充實。如何培養書法家對于國學的熱愛、自覺,不是輕易地事。我們所處的環境,影響我們的外在力量甚至強過書法家的內心,放不下技法帶來的現實的功利價值。劉禹錫認為:“風行草偃,其勢必然”,有誰能兀立于風中呢?要擺脫狹隘的實用功利,而萌生自覺學習國學的動力,形成書壇實在的國學熱,還是需要長時日地期待。

    狹隘的功利主義者總是把學問分為“有用”或者“無用”二種,取其有用而棄其無用,是很典型的機械的審美觀和價值觀。就目前來看,技法就是有用的,追求者眾。國學的學習是無用的,故無視可也。正是由于這種為短視者視為無用之學問,最終賦予了自覺學習者的深厚和豐富,在個人的文化素養、審美趣味、氣質個性、境界格調上都會大有改善,這也是古代有境界的書法家傳遞給我們的真實信息。計長久,追高遠,超越現實的世俗趣味,知難而行,且能持久,在堅持學習、研究國學的過程中,造就一批有大方向感 的書法家。 這應該成為當代書壇的向往。


    朱以撒,1953年出生,福建泉州人。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。現為福建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,福建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,中國作家協會會員,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,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研究員。 朱以撒長期從事書法教育工作,三十多年來培養書法人才萬人以上,已有不少學生在書法界、學術界嶄露頭角。 朱以撒的書法作品多次參加中國書法家協會的重大展覽,并先后擔任蘭亭獎評委、全國書法篆刻展評委、全國書學研討會評委。2009年被評為“中國書壇十大年度人物”。 2014年被省委、省政府評為福建省文化名家。 朱以撒在書法教育、創作、理論研究和散文創作上的成就,被譽為是文學與藝術、創作與理論默契結合的典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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