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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湖北秦漢簡書法藝術 | 王曉光

    2020年12月10日 23:16:1620人參與0


    湖北秦漢簡書法藝術

    王曉光

     

    20世紀以來古代簡牘大量出土,1970年代以前出土簡牘為楚簡和漢晉簡,1975年底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被發現,秦簡書跡首次面世,這樣自戰國至秦、兩漢、魏晉等連續的時代簡牘均有發現。湖北是我國出土簡牘最多的省份之一,湖北出土簡牘之大宗是楚簡、秦簡、西漢簡三種。其中除了楚簡外,湖北出土秦漢簡牘也十分引人矚目,不論從書法史、書法藝術角度,還是從文字隸變角度看,湖北所出秦漢簡牘都頗值得關注和研究。

     

    湖北出土秦漢簡概況

    一、秦簡

    1975年湖北云夢睡虎地發現大批秦簡,這也是秦簡牘首次出土,之后的20多年間,湖北又有岳山、龍崗、周家臺、王家臺、揚家山等秦簡出土。

    云夢睡虎地秦簡  1975年12月,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夢縣睡虎地發掘了12座戰國末至秦代墓葬,其中第11號秦墓出土竹簡1155枚,其上均為墨書秦隸。簡文有編年記、語書、秦律十八種、效律、秦律雜抄、法律問答、封診式、為吏之道、日書等內容。

    這批秦簡出土不久,同在睡虎地的4號秦墓又發現兩枚秦木牘,內容為戍卒家信,為目前所見最早的書信實物。

    云夢龍崗秦簡牘  1989年云夢縣龍崗地區6號秦墓出土150余枚竹簡和一枚木牘。竹簡內容主要是圍繞“禁苑”的秦代法律,木牘內容為告地書。

    岳山秦牘  1986年江陵岳山崗第36號秦墓出土木牘兩件,木牘兩面墨書秦隸,內容為日書,年代在秦統一之前,墓主為下層官吏,與睡虎地11號秦墓墓主身份接近。

    揚家山秦簡  1990至1991年荊州揚家山發掘了135號秦墓,出土竹簡75枚,內容為遣策,該墓年代在秦拔楚郢至秦末之間。

    王家臺秦簡  1993年荊州王家臺15號秦墓出土竹簡八百余枚,內容有歸藏、效律、日書、政事之常等。

    周家臺秦簡牘  1992年至1993年,荊州關沮鄉周家臺30號秦墓出土竹簡387枚,內容有歷譜、日書、病方等。該墓時間略晚于睡虎地11號秦墓。

    二、漢簡

   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,湖北陸續出土多種漢簡牘,年代主要集中于西漢初期,稍晚些的有武帝間的松柏簡牘等。

    云夢大墳頭1號漢墓木牘  1972年,云夢距睡虎地11號秦墓僅400米的大墳頭1號漢墓出土木牘遣策一枚,其上文字正面三欄,背面四欄,記隨葬器物,所記內容與出土實物基本相合。該批木牘的出土開湖北大規模發現秦漢簡牘之先聲。

    光化五座墳西漢墓簡牘  1973年光化縣五座墳3號西漢墓出土30余枚竹簡,其中5枚有墨跡,字數很少,疑為遣策。

    鳳凰山漢簡  1973年和1975年,考古工作者在江陵紀南城分別發掘了鳳凰山多座西漢墓,其中8、9、10、167、168、169號漢墓出土簡牘。簡牘年代約在西漢文、景帝時期,文字均為墨書隸字。第8、9、10號墓所出簡牘共437枚,內容包括:遣策、奴婢人名、契約、出入錢米記錄、簿籍等。167、168、169號漢墓出土簡牘共一百多枚,內容有遣策、告地書等。

    張家山漢簡  1983年荊州張家山247號西漢墓出土竹簡1600多枚,內容豐富,有二年律令、奏讞書、蓋廬、引書、算數書、日書、歷譜、遣策等,為研究西漢早期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生活及書法等提供了珍貴一手資料。1985年、1988年張家山127、136號漢墓又出土簡牘凡一千一百多枚,內容為日書、遣策、功令、質日、漢律十五種、飲宴器具名稱等。

    高臺漢簡  1992年江陵高臺18號漢墓出土一批簡牘,時間為文帝時期,其中有木牘四枚,其中三枚為告地書之類,一枚為遣策。其中M18:35乙號木牘正背面有“亭手”“產手”字樣,與湖南里耶秦簡“某手”記法類似。

    蕭家草場漢簡  1992年沙市蕭家草場26號漢墓出土竹簡35枚,內容為遣策。

    孔家坡漢簡  2000年隨州城關東北孔家坡西漢8號墓發現竹木簡牘779枚,內容有日書、歷日、告地書三種,該墓年代為景帝后元二年(前142年)。其中,有700枚簡的《日書》書寫風格與1999年出土的湖南虎溪山西漢簡近似;《告地書》木牘背面有“定手”字樣。

    謝家橋漢簡  2007年荊州關沮鄉謝家橋1號漢墓出土竹簡208枚、竹牘3枚,內容為遣策、告地書,該墓年代為呂后五年(前183年)。簡牘墨字具草率筆意,往往圓筆圓勢,篆法較多。

    印臺簡牘  2002至2004年,荊州關沮鄉岳橋印臺9座漢墓共清理出竹木簡2300余枚、木牘60余枚,內容有文書、歷譜、編年記、日書、律令、遣策等。印臺簡書中雖有景帝前元二年紀年,但因這批簡牘出土于多座漢墓,書寫時間應該有早有晚,均屬西漢前葉。

    睡虎地77號漢墓簡牘  2006年云夢睡虎地第77號西漢墓發現2137枚簡牘,內容涉及質日、日書、算術、書籍、法律五大類,該墓時間在文帝末到景帝間。

    松柏木牘  2004年荊州紀南鎮松柏村1號漢墓出土木牘63枚,內容有遣策、各類簿冊、牒書、律令、歷譜、墓主功勞紀錄及墓主仕宦升遷的相關文書等,牘文涉及當時社會多方面內容,該墓年代約在武帝早期,屬湖北出土漢簡中時間較晚者,其上墨書比起上述幾例西漢初簡牘已有較大發展,秦隸式的構形越來越少,漢隸大體規模成型。[1]

     

    湖北出土秦漢簡書法闡析

    一、隸變情境下的秦簡古隸

    湖北出土多例秦簡讓我們看到戰國后期至秦代的簡牘墨跡書法。要理解秦簡隸書、漢簡隸書,都離不開隸變這一字體演進大背景。秦漢隸書總的說可分古隸和漢隸兩階段。古隸屬隸變主要階段,其文字與書寫特點是處于不斷變化發展當中;古隸又可分為秦隸、漢初古隸兩階段,湖北及其他地區出土秦簡書即為秦隸,屬于隸變前中期,為我們展現了二千多年前古人實用書寫的真實面貌。

    考察秦系手寫體系統,可以看到其有別于(戰國時代)東方諸國。在約省、快捷、簡便的實用主旨下,秦手寫體(體現于簡牘墨跡上)以秦篆為本并發生變異;隸變主要在周——秦系文字系統內發生,隸變至晚在戰國中期已開始。隸變的平臺是秦系手書體系統,其主要承載物是竹木簡牘,在演變中形成自身特色,發展到西漢中期大體完成隸變。秦簡隸書技法與隸變的關系至少有:

    1、單字構形中的平行、對稱、均衡點線布置,這一構形意識貫徹于秦官書正體和俗書手寫體中,這一點與東方諸國寫法不同;

    2、工謹的手書體講究調整筆鋒這一細節,該種做法上承西周,貫串于秦文字改造發展過程中。調鋒、藏鋒與殷周傳統之釘形寫法結合,形成藏頭護尾、左重右輕型筆畫雛形,亦即后來漢隸橫畫的雛形。

    3、平直筆勢及省并簡化現象,其動因是實用性迅捷書寫的需求。這類省并手法亦有傳統淵源,比如某些寫法來自商、西周時的俗寫形變方式,諸如弧曲線型的拉直、拆斷的普遍使用等,這都實質性地破壞了篆體的象形性、圖案性。

    4、書寫性簡化引發的筆順、筆畫方向、筆畫部首連接方式及用筆的變化,它們都是動態的、活躍的成分,這些量變集腋成裘,促成筆畫部件化,形成文字新符號體系。[2]細節上的不斷變化點滴地、逐漸地改變著字體結構,字體結構的質變,是古、今文字轉變(即由篆而隸的演進)的關鍵。

    從青川、放馬灘秦簡牘到睡虎地、龍崗等湖北所出秦簡,可看出隸變加速發展。秦隸以其書寫上的優勢在秦代書同文政策下,隨著秦統一而迅速占領了社會各個角落,從出土秦簡看,不論官方文書還是私用信牘、典籍抄錄,均普遍使用便捷的秦隸,正如有學者說的,秦人其實是以秦隸統一了全國文字[3]。

    二、西漢前中期隸變及西漢簡書寫特色

    戰國末、秦代至西漢前葉,是隸變加速發展期,也是字體劇烈變動期。湖北出土的張家山、鳳凰山、謝家橋、睡虎地、印臺、孔家坡、紀南松柏等西漢簡大多為西漢初葉至中期偏早的實物,就處于這一隸變即將收官階段。

    西漢前期隸變對于簡牘書寫的影響體現在幾方面:

    1、消除篆構,新筆順與結字法確立。

    如“日”字,西漢初孔家坡、虎溪山等簡書,多作“”兩弧形扣抱狀,含篆書筆意,經拆分筆畫結構,到西漢中期變為分散的四五個直筆組成,筆畫間可連可斷,即漢隸寫法。“囗”框有著同樣的演變,相關的“目、國、困、四”等字筆畫順序、連接方式等因之有所改變。“月”“宀”類字或部首也有代表性:“月”在秦隸中有左向雙彎的兩主筆“┘”,其中右邊的“┘”做包裹狀,“月”的變化類似“日”,通過拆分、直、折筆畫,形成今文字“月”。

    2、字形由多態化逐漸規范為橫扁形。

    秦漢之交字態、字形多種多樣,正方、橫扁、縱長者皆有,比如橫扁、正方字形的有孔家坡、鳳凰山、虎溪山、阜陽、馬王堆等簡帛,縱長字形的有張家山、印臺等簡,西漢前葉簡書已不像秦簡那樣有較多的縱長字形,到武帝間,如北大西漢簡(2009年北京大學入藏),橫扁字形已大致規范定式。

    3、弧形長筆與波勢筆的演變。

    橫勢波磔筆和左右下方約45度的弧形長筆,是秦隸發展到西漢初期的特色筆畫,可看作隸變進程中的某種典型標識,甚至能體現隸變進度。這種弧形斜長尾筆發展的同時還增強了波勢,并蘊蓄越來越多書寫情緒色彩,西漢前期簡牘中它們十分醒目、普遍,隸書標志性的波磔等筆畫的形成,相當程度上歸功于這類筆畫。

    西漢早期的謝家橋漢簡保留較多秦隸寫法,較多右下方長弧筆伴隨著普遍的字態右傾,這與睡虎地書信秦牘、龍崗秦簡頗相似。孔家坡漢簡作為西漢早、中期之間的墨跡,可看出“過渡”的特色,其波磔筆已大大縮短,不再向右下方長拉,而是向右上方提靠,且變得短而粗重,接近標準漢隸的捺波,只有少數字的尾筆仍較長。再向后發展,到西漢中期捺波筆基本成熟了;同時,主橫筆的波勢與尾部磔角也成型。

    4、橫畫的嬗變。

    秦隸橫畫有多種形態,但只是細微差別,總的特點是短小有力、前重后輕、尾部不顯磔角。秦隸橫畫又可分三種:第一種是直短型,在篆體之上未有太大改觀,筆道均勻,粗細相仿,常向右下傾斜;第二種是頭重尾輕二折型,起筆較重,半逆式頓鋒起筆,收筆不怎么回鋒,線型一般偏短,亦有稍長者;第三種有一定的波勢,有三折趨勢,筆畫較長,筆畫前段與第二種類似,收筆有延長、上挑之勢,但不明顯,少數的加重尾筆,略顯波狀,如睡虎地《秦律十八種》、《為吏之道》等篇。

    西漢早期橫畫演進不平衡,有些可謂突飛猛進地發展,有些仍停留在秦隸階段,且為日益顯著的斜向長弧筆和重磔筆(捺)所掩。馬王堆帛書《老子乙本》、《黃帝書》、《相馬經》等的橫畫已具漢隸形態,收筆波磔很明顯;虎溪山簡橫畫多種多樣,主橫筆短而粗重;孔家坡簡橫筆主要有釘形粗橫、含波勢的細長橫兩種;廣州南越國木簡橫畫比馬王堆帛書更顯成熟,筆道的粗細、起伏近于漢隸。

    漢隸成熟的特征于鳳凰山、馬王堆遣策及部分帛書、阜陽、南越國等西漢早期簡牘中已相當范圍地顯露,阜陽簡《倉頡篇》“已具有相對規范的風格式樣,代表了上層社會對變化中的古隸的取舍。”[4]漢隸化進展首先表現為筆畫、筆法方面的成熟,字形結構方面的遞嬗略遲些,馬王堆帛書“其筆法已是成熟的漢隸筆法,而形構尚不是成熟的漢隸形構”。[5]不過,同期的南越國木簡卻在筆法、結構上均有突破,它似乎是西漢前期隸變“先行者”。

    古隸至漢隸成熟脈絡或可歸納為以下代表性簡牘帛書跡:西漢早期的馬王堆部分帛書,阜陽簡,虎溪山簡,南越國木簡—→西漢中期的松柏木牘,走馬樓西漢簡,北大漢簡,定縣漢簡等。

     

    多姿多彩的秦漢簡牘墨書

    秦漢是古代書法開始蓬勃發展的時代,其書刻特點之一是多樣多元、不拘一式,這種書刻多樣化特點更多地體現在簡牘墨跡里。

    以前,由于簡牘很少出土,人們觀念中的漢代隸書只有東漢八分刻石。清碑學中興隸書,基本以東漢銘石隸書作為參照,之后人們隸書創作大體上秉承清代隸書創作理念及審美取向。今天看來,這種隸書取法創作觀念似乎過于狹隘、保守,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廣闊得多、豐富得多的秦漢簡牘隸書世界,以前被視為隸書惟一的漢碑僅是這絢麗世界的一小部分。簡牘帛墨跡書法跨越戰國至魏晉,湖北出土簡牘時間跨度也大體在此間,包括楚簡和秦漢簡。秦漢是字體書體轉折關鍵期,隸變的意義不僅在于由篆而隸的嬗變,同時伴隨了章草、今草乃至后世行、楷的萌芽。西漢又是字體變動期的重中之重,西漢簡牘“以其書體演變之劇烈,書寫風格之多樣,構成了中國書法史上遠勝于春秋戰國的空前大樞紐。”[6]這樣的劇烈變化引發了多姿多彩的書寫風格,精巧與粗放,拙樸與雅逸,隸與草,古隸與八分,不一而足。簡牘雖多為社會下層胥吏等人所書,但不能一概以“粗書”、“粗俗”視之,這里一樣有俗與雅、粗放與規整書寫的分別。“遍覽簡牘書法,不僅能清晰地看到書體演變的歷史軌跡,間接地看到漢代社會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原貌,而且從北方和南方不同的書法風格中,可以領略到各自大致的審美取向:北方粗獷、率真,南方沉靜、溫雅。”[7]此外,各地區書體演進以及書寫技術的不平衡,也增添了千差萬別的墨書風格。

    秦漢以法律規范漢字使用,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“吏民上書,字或不正,輒舉劾。”簡牘帛上有大量規范工整的書跡。工整書寫也自然引向藻飾一路。藻飾色彩雖然集中于東漢末碑版以及部分金陶瓦文中,簡牘帛中也不鮮見。睡虎地秦簡就不乏謹飾與精巧,《為吏之道》中鋒行筆、裹毫逆入、無一畫茍且、絕不隨意放縱點畫,長橫、捺筆、弧勢尾筆有意寫出波勢及重筆,顯現了工謹、巧飾意趣;西漢初類似書寫也不在少數。當然,與后來的八分極則相較,戰國至西漢初隸書規整精謹而少夸飾。西漢中期隸書基本成熟后,精致、藻飾在正體簡牘隸書中越來越多地體現出來,其整飭精致程度不亞于東漢末銘石書。

    秦漢書跡呈現出史上少有的多姿多彩多元的景象,這與當時字體劇烈變動期的大環境不無關系,這種多元多樣性在簡牘書寫中體現得更為鮮明具體,而這些又較集中地在湖北出土諸多秦漢簡牘書跡中呈現出來。

     

      

    注釋:

    [1]本文所述簡牘出土情況據:駢宇騫、段書安《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》,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;胡平生、李天虹《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;王曉光《新出漢晉簡牘及書刻研究》,榮寶齋出版社2013年版。

    [2]叢文俊叢文俊書法研究文集》,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。

    [3]裘錫圭《文字學概要》,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。

    [4]叢文俊《書法史鑒》,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年版,第113頁。

    [5]黃惇《秦漢魏晉南北朝書法史》,江蘇美術出版社2009年版,第46頁。

    [6]秋子《中國上古書法史》,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,第313頁。

    [7]同[6],第322頁。






    王曉光:

    西泠印社社員

    中國書協學術委員會委員

    中國書協會員

   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

    曲阜師大書法學院特聘教授

    上海書畫出版社《書法研究》雜志副編審

    獲:

    第四屆中國書法蘭亭獎二等獎

    第五屆中國書法蘭亭獎二等獎

    第六屆中國書法蘭亭獎銀獎

    第三屆康有為書法理論獎

    山東書法創作成就獎

    第七屆泰山文藝獎

    第七屆劉勰文藝評論獎

    西泠印社國際學術研討會一等獎等獎項

    《中國書法》雜志2010、2016年兩次刊登個人專題介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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